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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六国论》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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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洵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
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
古时的秦国最早也和其它战国列强一样,都是周武王灭商以后分封的诸侯,只不过当时远不如其它诸侯的封地大,并且又西临戎秋,立国条件非常恶劣,可以说危机感从分封之日起就一直伴随在秦国国君身边,以后秦国西灭戎秋,南并陇蜀,扩充国土,休养生息,变法图强,致使国力大增,秦穆公更是做到了春秋五霸之首,只不过秦穆公其时称霸仅仅是替天行道,代周朝讨伐不义,攘诸侯以安王室,不曾想到要去问一问周朝九鼎有多重.
当时天下大势,周朝已是积贫积弱,诸侯实力却是各有千秋不相上下,问鼎中原统一中国之大事任谁也不敢去想更不用说去做了,只是由于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中原诸侯之间或安于现状不思发展,或因蝇头小利兵戈相见,或淫秽奢侈之风盛行,最终导致各国国力渐弱积重难返,而此时天下人心思定,连年征战百姓颠沛流离苦不堪言,都向往着能够远离战争,安居乐业.
而此时的秦国却由于百年来的招贤纳士轻徭薄赋,已是内有富足仓廪,外有勇将良相,秦国当时情状：
一是人才济济,百余年间,前有流落楚国云楚被秦人用五张羊皮换回遂得名为五羊大夫的百里奚,后有被秦人追回而成为千古第一相的李斯,中有商鞅、张仪等可用之才,这些人都为秦国的强大提供了必需的智力支持.
二是军力强盛,当时的秦国军队被称做虎狼之师实不为过,据秦兵马俑研究来看,秦军排兵布阵进退攻守井然有序,前有能连续射击的三排劲弩手,后有手持两米长枪能杀人于远处的五排步兵,辅以战车冲陷敌阵堪称所向无敌,况且当时秦国的政策得力奖惩严厉,军士杀敌原为奴隶的可以入籍为民,战功卓著的可以迅速升迁并获五金重奖,而临阵动摇擅自退后者不但自己会被处,而且会祸及全家,以此军队对付已识书礼的中原诸强,实在是势如破竹.
三是国力大增,由于秦国当时地处西南,蜀中汉中平原因为都江堰郑国渠等水利工程的竣工并投入运营,已成为当时的富庶之地,再加上各国强国富民的政策,国力强盛便成为必然.
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六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旧,不重视改革,不能坚持“合纵”政策去对付秦国的“连横”政策,被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加上战国长期的战乱,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统一,符合人们的愿望.秦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本文的历史背景应从两个角度着眼：一是作者论述的六国灭亡那个历史时期的情况,借以了解作者立论的根据；二是作者所处的北宋时代的历史状况,借以明确作者撰写此文的针砭现实的意义及其写作上的特点.
在我国历史上,战国是七雄争霸的时代.《六国论》中的“六国”,就是指战国七雄中除秦国以外的齐、楚、燕、韩、赵、魏六个国家.秦国本来是个弱小落后的国家,经过商鞅变法的彻底改革,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强大起来；而原本强盛的六国却因宗法势力的强大,因循守旧,经济和军事实力日益衰落.秦强盛起来后,积极向东方发展,夺取六国的土地.六国也曾联合起来对抗秦国,这就是所谓“合纵”.但他们又各有自己的打算,所以这种联合并不巩固.秦国采取“远交近攻”的军事战略,韩、魏、楚三国都紧靠秦国,因此直接受到秦国的威胁和侵略,在秦国强大的军事和外交攻势下,纷纷割地求和,并最早被消灭,齐、燕、赵三国随之相继灭亡.六国灭亡,“非兵不利,战不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绝不仅仅是因为割地赂秦.苏洵不从其他方面去论证,而抓住六国破灭“弊在赂秦”这一点来论证,是为其针砭现实服务的.
北宋建国以后,鉴于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军人乱政,因而实行中央集权制度,解除节度使的权力,派遣文臣做地方官,派官员到地方管理财政,由皇帝直接控制禁军,将地方的政权、财权、军权都收归中央.为了防范武将军权过重,严令将帅不得专兵,甚至外出作战,也必须按皇帝颁发的阵图行事.将官经常轮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致使军队没有战斗力.这样的措施虽然杜绝了军阀拥兵作乱,但是也造成军事上的衰颓.北宋建国后一百年间,北宋军队与契丹、西夏军队大小六十余战,败多胜少.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导致官僚机构膨胀和军队不断扩充.到北宋中期,官俸和军费开支浩大,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北宋政府实行不限制兼并的政策,土地集中现象严重,社会矛盾尖锐.政治上的专制腐败,军事上的骄惰无能,带来外交上的极端软弱.到苏洵生活的年代,北宋每年要向契丹纳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向西夏纳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这样贿赂的结果,助长了契丹、西夏的气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极大地损伤了国力,带来了无穷的祸患.苏洵正是针对这样的现实撰写《六国论》的.
苏洵写这篇文章并不是单纯地评论古代的历史事件,而是借古讽今,警告北宋统治者不要采取妥协苟安的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