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认为牛与中国当代文学有什么关系?

莫言认为牛与中国当代文学有什么关系?
莫言认为牛与中国当代文学有什么关系?

莫言认为牛与中国当代文学有什么关系?
90年代以来,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农民对种地失去了热情,年轻力壮的人,大都跑出去打工挣钱,村子里的土地,多被大户承包,再加上小型农业机械的普及,林果的增加和粮田的减少,牛作为主要的生产资料逐渐成为历史.现在农民养牛的目的,基本上是养肥了卖肉,社会的商品化,改变了牛的历史地位,农民与牛的感情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个时期,我们的文学也失去了它的神圣和尊严,文学创作,也正在变成一种商品生产.几十年来,牛的遭遇与文学的遭遇很是相似,农民的养牛史,活像一部当代文学史.搞文学的同志们,不要悲观,更不要绝望,科学无论如何发达,农民无论怎样变化,为了耕田而被饲养的牛还是会存在的,因此纯粹的文学还是会存在的.

本报记者 宋燕
伴随“莫言热”的持续升温，12月8日，中国(日照)作家基地揭牌暨首届中国(日照)作家基地作家论坛《走向世界的中国当代文学》在山东日照举行。著名文学评论家朱向前、白烨，著名作家王军、苗长水、赵德发等参加会议，白烨认为，莫言提升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地位，而作为莫言解放军艺术学院同班同学的朱向前则解读了莫言为什么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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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燕
伴随“莫言热”的持续升温，12月8日，中国(日照)作家基地揭牌暨首届中国(日照)作家基地作家论坛《走向世界的中国当代文学》在山东日照举行。著名文学评论家朱向前、白烨，著名作家王军、苗长水、赵德发等参加会议，白烨认为，莫言提升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地位，而作为莫言解放军艺术学院同班同学的朱向前则解读了莫言为什么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品牌
白烨首先讲了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的意义：“几天前，我们在香山饭店开会：科幻小说研讨会，近代文学的现代转型的会，会上，当代文学的人，欢呼雀跃，近代文学的人很落寞，碰到我们说，莫言的获奖让你们的学科意义都提升了，我才感到，莫言获奖给我们起了一个提升作用。”
而出访土耳其和伊朗时，白烨的感受更深：“到土耳其的时候，我们就感到我们一点都不畏缩，土耳其也有一个帕慕克获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们有莫言，谈起来很有底气，有力量。到了伊朗，伊朗的作家很羡慕我们，说向你们中国作家表示祝贺，尽管他们未必看过莫言的作品，但他们知道，他们要回去翻译，去看，在那个对谈中，充满了羡慕。甚至我们感到我们高了一头，很微妙的感受。”
白烨认为，莫言获奖体现西方对于中国文学的走势是认可的。
当代中国文学，为什么是莫言？白烨认为，中国和莫言一样写得好的作家能数出十几个，但“如果从中国文学30年中找一个代表，莫言是最合适的。莫言的30年正是中国新时期的三十年，很多变化在莫言身上体现得很明显。”白烨预言，莫言获奖之后中国还会有其他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拉美作家、法国作家也曾连续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莫言获奖是打开了诺贝尔奖的缺口。”
朱向前最早预言莫言获奖
作为莫言货真价实的同班同学，朱向前是第一个预言莫言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二十年多来，他写过的莫言评论文章超过13万字，是所有文学评论家里最了解莫言的。在今年第十二期《军营文化天地》中，朱向前发表1万2千字文章《我最早预言莫言获奖》，谈了他与莫言的交往以及对莫言获奖的解读。
朱向前说：“那是1984年秋天，解放军艺术学院首届文学系招生，从全军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共招收了35个学员。我当时稀里糊涂就考进来了。结果一报名，方知与当时的大偶像李存葆等一干当红作家成了同学甚至‘同居’”，庆幸之余又不免自卑气短。第二天中午去食堂的路上与莫言偶遇，便不免相互打探。我问他姓甚名谁、来自什么单位，写过什么作品，他腼腆一笑，说我叫管谟业，也没写过啥，总参没人，让我顶替来了。当时一听，我心中不免略感安慰，觉得我虽然差，竟然还有比我更差的。遂心生‘同病相怜’之感，对他投以怜悯之目光。殊不料，第三天我就发现上当了。在第一次全系会议上，系主任徐怀中先生向大家简略介绍了开办文学系的背景、动机和设想之后，就谈到了生源之雄厚，举例说明其中尤为满意的一例竟是管谟业，笔名莫言！说他的报考作品短篇小说《民间音乐》为著名前辈孙犁先生赏识，认为有点‘艺术至上的味道’，其中的主人公小瞎子写得‘空灵飘渺’。结论说，如果当年的全国短篇小说评奖遇到了它，我一定要投他一票！此语一出，全场皆惊。”
朱向前甚至因为莫言改行当了评论家——— 1985年莫言《透明的红萝卜》发表，受到冯牧的欣赏，随后是一系列短篇《秋千架》、《枯河》、《大风》，中篇《球状闪电》、《金发婴儿》，朱向前感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写农村题材最好的小说，自己遇到了在创作之路上永远不可能逾越的高峰，于是改行写评论，他关于莫言的第一篇创作论《天马行空——— 莫言小说艺术评点》，刊发于1986年第2期《小说评论》。
朱向前认为，莫言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二个阶段的10年属于剑走偏锋，是遭到读者远离，评论家批评的10年。“继《红高粱》之后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大约十年间，莫言开始进入长篇并剑走偏锋，在追随西方化的道路上过犹不及。特点是有点刻意追求形式的现代与西化，加之感觉的泛滥和语言的膨胀，以及想象的重复，造成了作品阅读中一定的紊乱感和晦涩感。”好在，从世纪之交的《檀香刑》开始，莫言又回归了传统，“在最传统的形式中表达最当代的理念，讲述最中国化的故事和经验，包括《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等都属于第三个阶段。”
朱向前说：“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莫言，是莫言的荣幸，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荣幸。因为时间终将证明，莫言不仅是21世纪初全世界最好的作家，他还必将成为诺贝尔文学历史上最重要的伟大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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