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OVIET MIND怎么样

来源:学生作业帮助网 编辑:作业帮 时间:2024/05/01 08: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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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科学时报》 作者:杨新美 为了让后人能理解那些伟大的文学家的作品,英国哲学家以赛亚61伯林在其作品《苏联的心灵》中,将苏联时期的奥西普61艾米里耶维奇61曼德尔施塔姆、安娜61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著名俄罗斯文学家都栩栩如生地还原在我们面前,这些无疑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 不可错过的序言 第一次随意翻到《苏联的心灵》时,就被长长的人名弄得晕头转向,即刻将其定义为研究苏联文化、俄罗斯文化的生涩的专著,随即将书就撂在一旁.第二次捧起这本书,原版书编者亨利61哈代所写的《编者序言》中讲述1958年鲍里斯61帕斯捷尔纳克迫于无奈拒绝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一段文字,却让记者有了继续捧着这本书读下去的兴趣. 这段对以赛亚61伯林于1958年创作的《鲍里斯61帕斯捷尔纳克》一文的补充说明文字,几乎与伯林的原文篇幅一样.亨利告诉我们,1958年评选诺贝尔文学奖时,以赛亚61伯林一直强烈反对提名帕斯捷尔纳克,其原因并非是其不够资格,而是“因为《日瓦戈医生》的出版已经给帕斯捷尔纳克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如果再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他与苏联当局之间的矛盾将会进一步恶化”. 在序言中亨利特意摘取了伯林曾写的两篇赏鉴书评,分别是1958年岁末伯林为《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图书”评选所写的《日瓦戈医生》赏析,以及时隔37年后为同家报纸的“书架”栏目推选书时再次提到该书的评论.读完这些文字,才得知伯林是在《日瓦戈医生》出版前就收到了帕斯捷尔纳克送去的原稿复印本、一夜未眠并兴致勃勃地读完了整本小说,才得知在高度赞扬这是本非凡之作的同时也指出其缺陷,才得知伯林当年如何驳斥那些对该书“尖酸刻薄”的评论家…… 如果说开篇的导言是对以赛亚61伯林的个人及其思想的解读,那这篇不短的、曾被我忽略过的序言则算得上是阅读以赛亚61伯林文字的一根“不可或缺”的拐杖.因为亨利在序言中对伯林文章辅以了背景说明,并穿插讲述了自己与以赛亚61伯林之间的交往,展现了以赛亚61伯林的人物个性、思想立场. 看到这,或许你会以为亨利简直是在喧宾夺主,其实不然.因为《苏联的心灵》一书收录了以赛亚61伯林关于苏联的一些从未发表过的文章.既有对二战后他与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等苏联作家的几次著名会晤的记叙,也有他呈交给英国外交部的关于斯大林统治下苏联艺术状况的公文;既有对曼德尔施塔姆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肖像描绘,也有他访问苏联后对苏俄文化的印象速写,等等. “被悲剧”的苏联知识分子 在《苏联的心灵》这本书里,在伯林的笔下,能看到一些苏联知识分子“被悲剧”的一幕幕,如鲍里斯61帕斯捷尔纳克、奥西普61艾米里耶维奇61曼德尔施塔姆、安娜61阿赫玛托娃等人.而其中,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这两个人物恰好可算得上是那个年代里被边缘的苏联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 多达15页的、名为《与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一文证明了这一点.伯林记述了自己几次与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会面,并使这两个人物身上的悲情色彩在一个个场景中呈现出. 1945年卫国战争以后,伯林第一次访问苏联的日子里,几经波折才见到了安娜61阿赫玛托娃.伯林形容她举止从容,容貌端庄而略显严肃,表情流露出忧郁,而这一切在伯林看来她就像悲剧中的一位女王.在与阿赫玛托娃交谈中,伯林才得知自一战后,她只见过一个外国人;她的前夫、著名诗人古米廖夫的被污蔑乃至处决的遭遇.也同样是与阿赫玛托娃交谈中,伯林才明白托尔斯泰在不同时期是如何创作出《战争与和平》、《安娜61卡列尼娜》以及《克莱采奏鸣曲》.而当1956年伯林再次到访苏联时,却未能见到阿赫玛托娃,而只是通过电话与其交谈,尽管当时阿赫玛托娃所有的电话都是被监听的. 以赛亚61伯林在身世与文化上都与俄国有着直接的渊源.从《苏联的心灵》的某些篇章中能感受到他对俄国知识阶层的同情.本书为我们了解苏联时期俄罗斯文化生活的一般状况,以及知识分子的遭遇与命运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材料. “他们作为俄国人,作为一个具有独特问题的独特社会的成员,他们的境遇、使命和未来.从那些在其他方面的观点迥异的小说家和剧作家身上,我们一样都能看到这种民族的自恋.”伯林说.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痴迷的宗教宗师,像托尔斯泰那样热衷说教的道德家,像屠格涅夫那样在西方被认为是致力于追求永恒的、普遍的心理学与美学典范的艺术家,像契科夫那样远离政治、慎于说教的“纯粹”作家……这些人都终其一生密切关注着“俄国问题”. 以赛亚61伯林(1909—1997),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国里加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1932年获选全灵学院研究员,并在新学院任哲学讲师,其间与艾耶尔、奥斯丁等参与了日常语言哲学的运动.二战期间,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1946年重回牛津教授哲学课程,并把研究方向转向思想史.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并获封爵士.1966年至1975年,担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主要著作有《卡尔61马克思》(1939)、《自由四论》(1969,后扩充为《自由论》)、《维柯与赫尔德》(1976)、《俄罗斯思想家》(1978)、《概念与范畴》(1978)、《反潮流》(1979)、《个人印象》(1980)、《扭曲的人性之材》(1990)、《现实感》(1997)等.